2026年7月1日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王泽山、李德仁两位院士获得“全国优秀共产党员”称号，同获此奖的顾诵芬院士被追授该称号。

建立新中国飞机空气动力学设计体系的顾诵芬，推动我国进入火炸药世界强国的王泽山，引领中国测绘遥感学科稳居国际前列的李德仁，都是我国科学家的杰出代表，因在各自领域的杰出贡献被授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。

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，至今已有37位科学家获奖。作为中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，该奖项的设立与颁发，见证着多年来我国基础研究、应用攻关和工程实践中的关键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。

37枚沉甸甸的奖章背后，一条共性主线清晰可见：重大科技的突破，不是追求单一的技术推进，而是与国家发展进程、战略需求的深度交织。获奖者们以不同方式回应着所处时期的国家命题，其价值取向的核心，是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需求的方向感、甘坐冷板凳的长期主义，以及在利益诱惑前坚守学术尊严的那份纯粹。他们以鲜明的时代印记，照亮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奋进之路。

他们是报国者，始终知道“为谁而研”。

这些获奖者身上最鲜明的共同点，是将个人命运与祖国和人民紧密结合在一起。

2013年度获奖者张存浩曾说：“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科研的方向。”从水煤气合成液体燃料，到火箭推进剂，再到化学激光，他三次受命“转行”——不是出于个人兴趣，而是听从国家召唤。“我一辈子为了国家转行多次，放弃自己的科研兴趣，我从不后悔。”他的话道出了一代科学家的共同心声。

“两弹一星”元勋于敏为我国氢弹研制隐姓埋名30年，在与世隔绝的岁月里，面对极其有限的运算条件，硬是用纸笔推导出从原理到构型的基本方案；“杂交水稻之父”袁隆平扎根田间地头，把“让中国人吃饱饭”铸成一生不渝的使命；“中国核潜艇之父”黄旭华毕生致力于核潜艇事业，为保守国家秘密，30年未曾回家探望母亲；“中国预警机之父”王小谟冲破国外技术垄断，自主研发国产预警机……每一项重大成果，都是为国纾困、强国安邦的硬核担当。获奖者们用毕生奋斗印证：唯有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，科研事业方能拥有最澎湃、最持久的前行动力。

他们是笃行者，用冷板凳上的坚守诠释科研真谛。

如果说国家需求指引着获奖者们“往哪里去”，那么数十年如一日的潜心坚守，则决定了他们“能走多远”。他们秉持甘坐冷板凳的长期主义，在寂寞耕耘中攻克一个又一个世界级科学难题。

2016年度获奖者赵忠贤，坚持高温超导研究40余年。上世纪80年代末，国际高温超导研究陷入低潮，许多同行纷纷转行，他却选择继续。他曾说：“热的时候坚持，冷的时候更要坚持。”正是这份不为潮流所动的定力，让他在数十年后依然站在这一领域的前沿。

与赵忠贤同年获奖的屠呦呦，从中医古籍中得到启迪，改变青蒿传统提取工艺，创建低温提取方法。从研究启动到获得诺贝尔奖，她走过了半个世纪。

2023年度获奖者薛其坤，带领团队勇闯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这一“没有赛道的竞技场”。面对巨大不确定性，他淡然表示：“如果失败，说明此路不通，把迷宫中不通的路找出来也是贡献。”经过上千次试验，他们终于攻克这一世界难题。

一项项成果，背后是无数个在实验室、在野外、在海量数据中默默钻研的日夜。获奖者们用时间和专注，诠释了科研的真谛：科研从不是追逐热点、急于求成的短跑冲刺，而是沉心笃行、久久为功的漫长马拉松。

他们是守望者，恪守着科学家的纯粹底色。

首届最高奖得主吴文俊曾说：“不为获奖而工作，应为工作而获奖。”这句话成为后来者的一面镜子，照出了真正科学家的纯粹底色。面对纷繁诱惑，获奖者们选择了对学术尊严的执着守望。他们不为虚名所动，不为浮华所惑，始终保持着谦逊与风骨。

2018年度获奖者钱七虎，将最高奖奖金全部捐赠给慈善基金和困难地区，没有给自己和家人留下一分。2019年度获奖者曾庆存，在得知获奖时谦逊自问“何德何能获得这个奖”。2011年度获奖者谢家麟一生专注科研，对荣誉毫不挂怀，曾坦言“至今不知道谁是我的院士推荐人”。2012年度获奖者郑哲敏，时常自称“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科研人员”……这些站上中国科技最高领奖台的人，恰恰最不把名利放在心上。他们亲身证明，科学尊严不在于头衔和荣誉的堆叠，而在于对真理的敬畏、对问题的执着、对初心的守护；科学家不应是追名逐利的投机者，而要做以学术为志业的守望者。

时代在变，科技在变，但是以国家需求为导向、以长期坚守为根基、以学术本真为底色的品格与情怀，是中国科技工作者不变的标杆。它比奖章更璀璨，比荣誉更恒久，它是中国科技事业稳步前行的重要依托。

（本报记者 付毅飞）